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里尔克《秋日》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木心《从前慢》
一封书信。这是现在我们打开的这卷经书，它的文体。这意味着什么呢？
阿兰·巴丢，一位无神论者，反哲学的哲学家。他指出保罗书信具有“反哲学”的特点：既非体系，也非论文，“甚至算不上是一本真正的书”。的确，“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些文本都不是福音书那样的故事，也不是教会神父们后来写的理论文章，更不是(归于约翰名下的)启示录那样的抒情预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文字更像列宁的文章，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像拉康的大部分文章，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更像维特根斯坦的讲义， 而不是罗素的《数学原理》。”
那么，它们是什么呢？巴丢说：“这些书信是干预(interventions)。”“……是一个领导者写给他所创立或支持的群体的书信。……是寄给皈依的核心小组的战斗鼓舞性文件。”
新约圣经凡二十七卷，居然有二十卷是书信！除此以外，路加所修的《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以及爱徒老约翰的封笔之作《启示录》，其实也包含了书信的元素。
如果是现在，使徒保罗会选择新媒体，比如脸书、推特、微信，或者干脆来个现场直播吗？ 以他十万火急的性格，也许会的！我好奇地想。
从前慢。几千年农耕社会，中国人未必悠闲、至少有闲。理应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笔下流淌出文字清丽、情感丰盈、思想深邃的书信来，一代又一代滋养国人之性灵。使之能以像犹太人一样，沿着一座“纸草桥”回归列祖之地，抵达心灵的家园。
可是，我搜肠刮肚，脑海中浮现的只有清代的《曾国藩家书》，以及沦陷后的《傅雷家书》。最近，在读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写的中国文学史。他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以德国学者之严谨，看到容易被中国读者忽略的细微之处。而且，他的写法与众不同， 其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的文学史构建，绝无仅有。可是，我翻遍了此书，见有诗歌、神话、小说，有史记、政论、哲思，有笔记、奏折、语录，有卜辞、鼓词、变文，甚至还有为歌伎创作的歌曲；但，却无书信的踪迹。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国家般广阔、思想般静默、祷告般动人的家书，怎么可能会有让人“诗意栖息”的家园？！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埃及发掘的大量蒲草纸（papyri）书信文本，与早期基督徒书信具有互文性，彼此指涉。
在古代，尤其是希腊-罗马时代，书信是最常用、最普及和最具社会意义的文学形式和交流方式，无可取代。这是因为：相对其他文体，书信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在结构与表达上有更大的自由，不但满足了日常沟通的最基本需要，也是高度发展的艺术和思想体系。信函的三个重要特点是：偶尔性；个人临在的叙事；以及吸收其他文体的能力。
从风格而论。“书信风格应当比日常用语更典雅，但它应该比雅典主义更通俗，它既不过分高调，也不卑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书信装饰，但更重要的是让它在风格上保持清晰与适度的简洁与古风。”
从普遍意义而言，书信是人与人之间“位格性相遇”的一种（或者重要）方式。
马丁·布伯，《我与你》，薄薄的巨著。其立论基础是：经验世界屈从于原初词“我-它”，而原初词“我-你”则创造出关系世界。
他说：真正的关系是相遇，“我”与“你”比肩而立，心神交汇，休戚与共，因为“你”囊括了宇宙万有，心无所漏，而我的本质也尽情展现在这一对一的相遇中。在这位格性的“我-你”相遇中，“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备受煎熬的灵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欢乐而战栗，或者“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中。
书信。
书写时，面对朋友之“缺席”；
阅读时，藉着文本之“临在”。
希奇的是：
当我们面对面，执手相看时，或泪眼婆娑，竟凝噎而无语；
而当我们隔着时空，面对“缺席”之友朋，却文思如涌，于是奋笔疾书，滔滔而难绝。
见字如晤；藉书信让缺席者临在。这并非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体验，也见诸于希罗世界。
施文华的《保罗与保罗书信》，对此多有举证：
古罗马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约公元前254年-前184年）之喜剧《撒谎者》：卡里岛如斯让修岛鲁斯阅读他女友斐尼库姆写给他的蜡版信函。告诉他说，他是可以在信中“看到”他的爱人“在整个蜡版上躺在蜡里”的。卡里岛如斯回答道，“是的，是的，因为蜡版信函让我感到自己正在和她说话。接着读！”
西塞罗，公元前一世纪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在《致友人书信》中写道：“当我写信给你的时候，不知何故，它使你仿佛就在眼前。这并非是‘通过图像的幻影形式’，像你的新朋友们所表述的那样。”“这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我在想象中看见你，它就好像是我和你面对面说话一样。”
奥维德（Ovid）在《哀歌》（Lamentations）中也表达了与友人“精神同在”的思想。
塞涅卡，公元一世纪新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道德书信集》中写道，每当收到朋友的信件时，他就立刻感到朋友的“同在”。对他而言，缺席朋友的信件所带来的喜悦比别的事 物还更真实、具体和甜蜜。
希腊文“缺席”（àπóv）和“光临”（πapóv）这对术语经常被引用在第三世纪的蒲草纸信函中。
论到交换信函，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喜剧诗人特皮流斯（Turpilius）曾感慨万千地说:“这是让缺席者光临的唯一途径。”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可是，天各一方的两个人，一旦得鸿雁传书，便是见字如晤——身体虽分离，思想和心灵却紧紧相连。
从特殊意义而言，书信是初代教会“圣徒相通”的重要方式，是早期基督教中最普遍的文学类型。
“临在”的思想也经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中（林前5:3-4；林后10:1-2等）。
罗马书是保罗在这个他迄今尚未涉足的教会的“临在”，为了在这里奠定牧养他们所需要的使徒根基。事实上，保罗的书信被视为早期基督教的“官方代表”，在被原收信的教会或是个人之外，也在各教会被公开诵读。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书信都代表保罗自己的“出席” 或“临在”——只要在哪里被诵读，那就是！
书信。世人忙着链接，却未必相遇。因此，使徒即使是在构建教义之大厦，也要优先考虑与受众建立“我-你”的位格性之关系。
路恩哲（Andrew Root）在《第3次牧养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藉着”关系来达到服侍的目的；事实上，关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
这是基于基督教神学的人论：人作为人的根本，不是以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位格者，透过关系而存在。神在关系中与我们相遇，牧养侍奉的根本就是促进人与人在关系中相遇。
在本书中推荐语中，我读到了这么一段话：“非洲的乌班图（Ubuntu)有句话这么说：‘我在，是因我们在’，这话一直令我深深着迷。言下之意是：‘没有你，我就不能作我自己。’真是急进又革新啊！如此理解人类位格的方式打开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关系空间。”
见字如晤，言为心声。
书信，投射的是写信者的真性情，临在的是他的灵魂形像。
就如德米特里所说：“书信，就像对话一样，应当富有个性的一些点滴。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会在他的书信中显出自己的灵魂。在其他的作品中都可能认出作者的品格来，但不会像书信那么的清楚。”
我挚爱保罗书信，皆因：
——句句深情。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牧人从来就不是冷漠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始知：心里有爱、眼中有羊、肩有负担的，才是好牧人。
——字字珠玑。这里有缤纷的神学；虽非系统神学，却有规有模。尤其是罗马书，确如道格拉斯·穆尔所说，“罗马书是彻头彻尾的神学”，是“处境性质的神学”。
杜提（William G.Doty）说，“保罗一旦决定选用书信作为文学体裁，此举对后来的基督教文学影响很大。基督教信仰开始之后整个时期，即便本质上应该算为论文、讲章，或单张的非‘书信’作品，外观上仍然采取书信的格式。”
罗马书；尺素一封。妥妥的希腊模式，浓浓的基督徒色彩。
不错，保罗书信的确遵循了当时流行的书信之形式与结构，但是这仅仅是载体而已，重要的是内容与目的。
试问：从埃及发掘出的大量蒲草纸，以及希腊-罗马浩瀚的书信中，有新约书信这样颠覆与重构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无坚不摧之力量吗？
试问：希-罗世界还有什么文献，其影响力可以比肩保罗书信？还有哪卷书可以像罗马书那样对人类的思想史具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影响力，并对人类的生命与生活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塑造力？
从形式而言，罗马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依循传统的书信格式；然而，希腊模式只是“壳”，
兄台保罗于此乃要借“壳”生“蛋”，“文”以载“道”。
随着坊间对古希腊修辞学和文学评鉴学、形式评鉴法研究之加深，发现保罗对希腊书信模式的运用不仅限于其格式，也渗透于整个文本的方方面面。（我们将在详解时依次提到。）
当然，保罗书信在包涵希腊信函的格式的同时，也融合了其他文学传统。
就如施文华所引述列举的几种：当时盛行的修辞形式与说服方式；交叉的结构；米德拉西解经程序；对话教授法；早期基督徒的诗歌与宣信公式；以及相当定型的劝勉传统和技巧…… 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见保罗的书信不乏他个人的创意。我们在解读这卷书信时，会看到
哪些是希腊信函的传统格式，哪些是保罗所作的调整，以承载他的写作目的。
米理甘（G.Milligan）还指出，鉴于作者保罗在书信中所行使的权威性语气，以及处理事物所采取的原则，其实已远远超越个人感情的表达范围。
纸短情长，温馨扑面，始知使徒是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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