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读书。探佚一段公案：加尔文VS塞尔维特。书目有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茜亚·凡赫尔斯玛的《加尔文传》、麦格拉斯的《加尔文：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约翰·派博的《至高喜乐的传承》、吾师余达心院长的《攀生命高峰-与伟大的心灵同行》。
兼听则明。反加尔文的除了茨威格这本，还有这本署名温州地区总教会的《宗教改革三人物》，对加尔文杀气腾腾。估计是陈宝池派的人写的。
塞尔维特和加尔文之争的焦点在于“三一论”。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不是圣经的名词，而是一个神学名词，主后二世纪由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首先使用。奥特说：“这是一种尝试，旨在从神学上为启示于基督身上的上帝遇见人的方法和方式下定义，并进而说明他是谁。”
在加尔文看来，“三位一体”和“位格”等这些表达方式，是人们通过理性对神的奥妙启示所作出的“正确解释”。换言之，在是否接受理性所造就的一些非圣经用语方面，其基本态度是：没有比“三位一体”更适合的词汇来表达上帝所启示的合一性以及三个位格。他一方面指出“三位一体”是对“既隐秘又复杂的经文”的“更清楚的”解释，是启示的真理自身。同时他也承认，“三位一体”和“位格”这些词汇的应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对这些词的应用只是“不想在……神如何是三位”这件事上失语，它们只是“实际的表达方式”。他强调，如果能承认“一而三、三而一”的神这信仰，就无需用这些词汇。因此他接受了教会传统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虽然看似那样的勉强。
但塞尔维特借助于对上帝之名的语义学分析，“三位一体”本身就是对圣经所表达出来的“质朴”含义的违背，是上帝的话语被希腊哲学扭曲应用的结果。他极力反对从希腊哲学的思路来解读圣经的文本，反对注入了诸多希腊哲学元素的“本质”和“位格”等词汇。他希望基督教复归使徒时期的质朴面貌。塞尔维特说：“三位一体的教义既不能基于逻辑推理所建立，亦不能通过圣经文本得以证明，它实际上是不可理喻的。”
关于塞尔维特被火烧的悲剧。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更多地以加尔文的论敌卡斯特利奥的视角，来审视他所谓的“日内瓦教皇”手上鲜红的血色。他的结论是：“把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的，并非那个时代的愚蠢盲目，而是加尔文的专横。”
陈宝池派所写的这本书用塞尔维特事件作见证，以“果子与树”的比喻来作《加尔文的信仰真伪》辩。以此竭力地否定“郁金香教义”，可惜水平不够也用力过猛，适得其反。只能算小丑拙劣的表演。
而茜亚·凡赫尔斯玛的《加尔文传》在论及塞尔维特事件时提醒我们：对于加尔文，中国读书界对他的印象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该书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皇”。但是，又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种者。
关于塞尔维特事件，她提供了以下的观点（我没有按照她的次序胪列）：
首先，火刑当然应当受到谴责，不过那个年代的欧洲对异端普遍敏感，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
其次，在新教的日内瓦处塞氏以火刑之前，天主教当局也已判定塞氏火刑。
第三，对塞氏的判决，瑞士众多城市的意见都是严厉的火刑。
第四，判决塞氏死刑的权力不在加尔文，而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
约翰·派博在《至高喜乐的传承》中指出，“加尔文将上帝的至尊看得高过一切。”所以，他不允许这被他看为“狂犬”的塞尔维特之“乱吠”，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异端的权利》这本书学到“宗教宽容”与“良心自由”。茨威格引用的一些话让我非常感动：
“对于异端，不应用武力压服，而应用上帝的言语辩驳，因为异端邪说属精神范畴，断不可以尘世水火一洗而光。”（马丁·路德）
“假如一个人罪不当诛的话，我宁可自己流血，不愿身染他人的鲜血。”（伯尔尼的执事泽钦兹致加尔文）
“把人活活烧死，并不能捍卫教义，而是对人的屠杀。日内瓦人迫害塞文特斯，他们不是在捍卫教义，而是让人牺牲。我们不应通过烧死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而应准备因为自己的信仰，去被别人烧死。”（卡斯特利奥）
这是一种感人的修和。今天，在塞氏赴刑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石碑，那碑系由多年后跟随加尔文的人们所立，碑上用法文刻着下面这段文字：“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1903年10月27日。”
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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